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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应该实行开放政策

2017年5月1日




写在前面
最近看到的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高达54.45万的信息,让我想起我以前为《教育报》所写的这篇文章,在这里再次分享。从2017的时间段来看2011年底所预料的情景,不知道每年几十万从国外受到大学教育回归国内生活的这些人们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什么样的思想碰撞。2011年出国留学的人数是34.0万。在短短的6年内,人数增长了20多万。这种比率很惊人。高考改革的脚步,是否能跟得上世界教育整体性质的改革,还有就业的需要呢?



[美]蒋佩蓉/文 杜冰/译

30多年前,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不仅全世界的商品如潮般涌入中国,相伴而来的还有人员、服务、货币和信息的交流。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际,中国恰逢其时地融入了国际世界。

随着信息时代地推进,信息爆炸波及到了每一个领域。几十年前,当我还在上学时,如今的许多行当并不存在,也就根本谈不上为它们做学习或准备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在加快,并且毫无减缓的迹象:似乎你刚刚精通了某项技术,新的发展就让它过时了。我初用电脑时的记忆纸带,还有老式录像带如今都全无用武之地了。

市场经济为每个地区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人们是消费者,不仅消费商品和服务,如今也消费知识。人们的选择也不再被某个区域或某种特定的语言所局限,他们可以面向全世界,因为信息已在互联网上自由地流动。从词语、公式到图片、录像,所有的一切都能从便携电脑或手机上获得,知识如今已变成了一种廉价而随处可得的物品。

在工业革命前,只有富裕阶层才雇得起娴熟的工匠,去为他们制造家具、乐器、车辆等用品。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局面,由于兴建了众多工厂,各类物品得以大量地制造并廉价地出售给大众。获取知识和信息也曾被视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承担聘请教师的费用。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教育以及知识的获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顶尖的大学,都在将自己所有的课程放到互联网上,这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聆听世界各个领域顶级大师的讲课。互联网能够让农村的孩子学到像可汗学院所教导的中学和小学知识。 (Salman Khan 在美国建立的免费网络课程,目前正在被翻译成中文)。曾经壁垒森严的象牙塔之门如今已门户洞开,在日益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全球教育市场中,高等院校在拼命地重塑自我,想方设法延揽优秀的学生。谁赢得了这场竞争,谁就将赢得未来的世界。


在对学校的选择日益市场化的情况下,我在中国观察到了以下趋势:

  • 高考作为一种平等的象征将依旧保留,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由于能够承担得起其他教育选择(包括海外留学),因此将可以逐渐远离高考。这种变化已然发生,并趋于加快。

  • 中国的大学面临着抉择:是变革还是消亡。台湾的教育当局预测,在未来10年内,将有1/3的台湾大学会由于入学人数太少而面临关闭。当一所大学除了升学率或平均分以外毫无特别之处时,它将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因为它无法激发人们的归属感或集体认同。毫无特色也就意味着毫无希望。

  • 尽管看起来形势严峻,但竞争却有利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因为生存危机将促使大学采取更为迅速而有效的改革,改变目前由于垄断而形成的固步自封的局面。


理解教育的含义


教育由两个阶段组成:基础教育使人们获得一系列的基础知识,为将来进一步的深造打下基础;高等教育则从大学开始,它涉及更高的层次,诸如专业学习和初涉专业领域,形成重要的生活观和世界观,形成自我认知和结成牢固的友谊。


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面试官,我和我的丈夫会定期在暑期与那些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会面,了解他们在那里的学习情况。在一次会面中,我们曾询问,他们认为自己与那些在国内就读本科而之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有何不同?他们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们,本科阶段是形成核心自我认知的关键期,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紧密的友谊都在这个阶段形成。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在内心已美国化了,而那些毕业于北大、清华的同龄人则脱不掉中国本色。

我自己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每一次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相遇时,我们都有共同的语言、彼此相关的经历和相对一致的价值观。这些都源于我们都曾在一个富于传统、充满名人事迹的校园里度过了那些有意义的岁月。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有“黑客”传统,而一旦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就会引发各式的讨论或分析,并评价那些新的“黑客”方法。麻省理工学院还有传统的新生迎接方式,比如在第一次参加物理考试的前夜,高年级学生都要把新生拉到喷头下淋湿。正是这些传统和经验将我们联结了起来,给了我们归属感和“内部语言”。我知道其他的大学也有各自的传统和经验,也有许多功业卓著、令人神往的著名校友,他们所开辟的道路激励着后辈校友不断地继往开来。

尽管知识变得商品化了,但是人类的归属感却不能被程式化和商品化,为了满足这一基本的需求,人们必须同世界观相似、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社团。虽然在满足人们归属感方面,家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学校往往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需要学生住校的学校。当知识日益变得商品化后,团体将演变成为特殊的教育者或教育机构,它们就像博物馆的馆长或知识的守护者,引导后来者进入知识的殿堂。

在美国,有一个词概括了这种趋势——品牌的“族化”(Tribalization)。比如,我自己是一个狂热的“苹果迷”,坚持使用所有苹果制造的产品,并且我为自己成为“苹果族”感到骄傲。“苹果族”中的许多人从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就开始用苹果的第一代Lisa电脑,其后便一直在使用苹果电脑。其他也许还有“百度族”、“新浪族”、“清华族”、“浙大族”,等等。当我们声称自己是某个族的一员时,我们便认同了那一族的基本价值观和体验,无论是它的审美、做事原则还是一个特别“酷”的因素。这些族正变得全球化,我们可获得的教育资源也是如此。教育者在谈论他们的学校时,越来越像在谈论某个品牌,如同在谈论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一样。

在面临如此众多的教育选择时,我们如何下手呢?


留学还是不留学?


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步伐意味着,那些具有更多国际教育背景、海外工作经验和全球眼光的人,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我支持在中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孩子去国外留学,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同样的,我也鼓励自己的孩子们(他们在美国出生并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入学中国公立学校,以拓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经历。

何时留学海外取决于孩子对家庭的认同程度。孩子是否同家人相处了足够的时间,从而得以巩固家庭认同、传递世代相守的价值观并形成了所珍视的品格?认同感的形成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经历,也取决于那些经历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正面的经历会加强孩子的认同感,满足他对归属感的需求;而负面的经历会形成孩子的疏离感,使孩子到别处去寻找归属感,而一旦他找到了便不再回头。人通过早期经历所形成的东西往往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而长大后所形成的认同感却很容易放弃或更改。例如,我拒绝将苹果电脑换成IBM兼容机,因为早在上大学时我便开始使用苹果了。可是对我来讲,从谷歌换成必应和百度就容易得多了,因为我使用谷歌的时间不够长,并没对它产生依恋。同样的道理也可用在决定孩子是否留学的问题上:孩子何时去留学?是独自前往还是举家相随?


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想让孩子归属于哪个民族?

并且,你所心仪的民族是会接纳你的孩子,

还是会排斥他?”



在未来,父母和明星级的老师将作为知识大厦的守护者。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博物馆的馆长需要从大量的艺术品中精心挑选,分门别类地将艺术品展现给观众。他会把最引人入胜的作品置于展厅的门口,让初次参观对展品一无所知的观众被吸引或打动,愿意走进里面看个究竟。一个团体的领导应该精选并整理信息,以帮助新人融入团体中,并接受团体共同的价值观。

通过选择孩子所阅读的书籍、所浏览的网站以及所观看的电视节目,父母呵护着孩子的教育和民族意识。通过展现自己对待学习与困难的态度,父母也塑造了孩子的学习习惯。随着学子越来越依赖优秀的导师引导其进入研究领域,我们将看到,那些更富于魅力的学科专家将能够吸引到最顶尖的学生。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每当修完头一年的公共课后学生们便要选择专业,为了吸引学生选择自己的专业,每个系都会派最好或最著名的教师去教头一年的公共课。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吸引顶尖的学生,他们必须派出最好的教师。对我们这些参加医科预科课的学生来说,头一年的生物课便由诺贝尔奖大师讲授,真是令我们激动不已。然而,这位教授的课却讲得非常枯燥,许多学生都极为失望,他们开始逃课并通过自学来完成课程。一些同学选修了材料科学的课程以获得足够的科学学分,结果他们最终选择材料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教那门课的教师极富魅力。近年来,麻省理工学院的材料科学专业取得了许多突破,这一点并也不令人奇怪,因为许多最富天才的学生都被那位教师吸引进了该领域。

随着知识的日益商品化,师生关系对一个人的成功将变得至为重要。所谓导师者可以是父母、教师、老板或者师兄师姐。一个导师越富于智慧和经验,他就越能梳理知识,引导自己的弟子获得和吸收适当的知识,他的学生会比同龄人更有竞争优势,因为那些孩子正被按部就班的教育变成一个个“白领工人”。在教育领域中寻找和成为好的导师将日益成为关键因素。



向美国大学学习


为了保有竞争力,中国的大学只能寄希望于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氛围、认同感、传统或校园文化。你有何特别之处能够吸引其他人加入呢?随着所有人都开始思考所在的团体有何种独特之处,人们或是感到沮丧而离开该团体,任其消亡;或是为团体的核心价值所激动而紧密的团结起来,使这个团体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事实上,吸引力的大小变得越来越与学校的分数及排名无关了。美国的大学已经历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如今,大学的申请与录取更多的是基于彼此协调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而不再看重分数和排名。每一个中国的大学都必须培养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不仅关乎学校的生存,而且也决定了在未来全新的高等教育经济中,学校能否繁荣发展。它们必须吸引并留住在教学和指导学生方面有天赋和激情的明星教师,而不能只是忙于做科研、成立公司或者增加学费收入。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在一所中国学校里,最具天赋和激情的教师们当中有一些人并不是中国人。


企业也应该帮助教育者去筛选和传授知识,应该帮助教育者确定:学生最应该学习什么东西?


在改革和进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需要问自己:

  • 我们所传授的知识是否恰当 (relevant (=有用?))?

  • 是否受欢迎?

  • 或者是否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年轻人的一个鲜明特点便是,他们渴望自己的生活是恰如其分、引人入胜的,并且是有力量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充满热情,愿意为了理想而做出牺牲,这也是为何多数的革命都是由年轻人所驱动的原因。

中国的大学必须起来迎接挑战,否则优秀青年们将纷纷求学海外,这将使中国未来的思想精英除了外表是中国人外,内心却是美国人、澳洲人、英国人或是新加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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