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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s picture蒋佩蓉

打好你生活里的牌


我的三次困境

生活的一些不如意成就了我,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而我对它们深怀感恩。在10年级的时候,我的愿望就实现了——我父母把在台湾的家族企业撇在身后,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爸爸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有5个卧室的房子,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也是我们自豪和欣喜的所在。过去,我们三姐妹自己住在温哥华,而我父母则经常往来于台湾和温哥华之间,在多年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又能在一起生活了。

然而,好景不长,在我进入高三之前,我爸爸的投资出了问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漂亮的家和宝马车,我们所有的贵重资产都被爸爸的债权人收走了。爸爸不得不去美国找工作,妈妈则留下来在当地农民的市场上支起个蔬菜摊,来赚钱支付我们的生活费用。身为大女儿,我和二妹轮流逃学帮妈妈照料蔬菜摊。

我在科学博物馆打了一份工,还在附近教钢琴,以帮家里支付租金。同时,二妹放弃了参加花样滑冰比赛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围着围裙在蔬菜摊那儿做买卖。生活真是不公平,但我们齐心协力,互相支持,维持生计。

似乎一夜之间,我们家所有的朋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唯恐我们借钱,也害怕和“有问题”的人有瓜葛。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甚至落井下石,他们传播谣言,说我爸爸之所以破产,是因为他在金融交易里缺乏诚实的品行,这进一步在我们家的命运上盖上了封印,使我们家遭到一向“团结”的台湾移民社区的排斥。

我记得妈妈过去的一些朋友来蔬菜摊买蔬菜,他们假装不认识我们,并为他们的“善举”感到高尚。而当妈妈把背挺得笔直,把蔬菜卖给她那些朋友(她们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鸿沟分开在不同的世界了)时,她一脸的羞愧。那时我气得直冒火,下定决心不仅要生存下去,而且要获得成功,把我们的房子、车子、还有梦想都买回来。我刻苦学习,决定申请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当时在我心中,最好的就是哈佛大学,因为从那里毕业的人可以赚到大把的钞票。

现在看来(非得破产不可的话),爸爸的破产发生在恰好的时机。如果发生得再晚些,我可能仍然是一个受宠的富家孩子,只想着自己,然后就像我那些同辈的富家子女一样浪费自己的生命,等着父母去世后接收遗产,终此一生。而相反,这次破产使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并挖掘出我潜在的能力和天分。

被哈佛大学拒绝,是我遭受的第二个打击。虽然我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省获得高分,但我的英语水平不够好,尽管我还有其他的成绩和奖励,但最后还是被哈佛拒绝了。虽然麻省理工学院给了我全额奖学金,但这对我一点安慰的作用都没有,因为我认为我的生活全完了,我也没有机会成为富人了。最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而她塑造了我,在那里,我的价值观形成了。

在和那些极度沮丧的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但没能被招入麻省理工学院)谈话时,我经常提到这段经历,结果,很多孩子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看不起他们,而是在关心他们。

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交往三年的男朋友和我分手时,我经历了第三次大的打击。对我而言,他就是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他是一个富裕家庭的长子,我以为我们是要结婚的。然而,他先我一年毕业,在他离开学校的同时就和我分手了。我伤心欲碎,而且再次以为我的生活完蛋了。然后,我遇见了现在的丈夫,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精神伴侣。多年之后,我和我丈夫还总是会碰到我的那位前男友。当我看着他俩站在一起时,我不得不感叹:他根本就不如我的丈夫,假如我和这个人结了婚,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可以肯定的是,我知道我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


逆境和心态

生活惯于和我们打不公平的牌。问题是,打完这种不公平的牌后,我们是变得更痛苦(bitter)呢,还是变得更好(better)?一位睿智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一旦发生了糟糕的事,我们该提的问题绝不是“为什么”,而是“我要从中学会什么”。

世上有两种人:责怪别人的人和承担责任的人。逃避责任的人会找个替罪羊来为发生的不幸承担后果。独立自主的人则会自我检查,弄明白自己是否要承担责任。竞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卡恩,在越战期间是个战俘。他讲述战俘的经历时提到,那些整日怒气冲冲或沮丧不堪的战俘多以死告终,而那些保持乐观和愉快的战俘最终活了下来。恶劣的环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没人可以改变,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应对时的心态。在上述情况下,对战俘来说,心态决定了生存与死亡。

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播出后,广受欢迎。人们普遍认为,奥运会的举办,展示了中国的实力,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将使她赢得全世界的尊敬。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在世界舞台高视阔步的中国,虽然故作轻松,但对世界而言这却不见得是一件有益的事。然而,在看到中国如何处理雪灾和四川地震之后,中国获得了世界的尊敬。关于如何将人民凝聚起来,共同面对地震灾害,温家宝总理做了极具洞察力的评论:“多难兴邦”。当全世界都看到中国领导人昼夜不停地工作,拯救人民时,当全世界都看到在三天的悼念活动中,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谦卑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尊敬。

不管怎样,当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不幸的事,而我们努力从中去学习时,我们就会收获那种难以言传的谦卑,那是再多的自我劝解或者理性说服都不可能帮我们学会的。而且这种谦卑会使我们赢得别人的尊敬,那也是再多的实力炫耀或者虚张声势都不可能获得的。

美国顶尖大学把这种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叫做AQ(逆商)。事实上,在申请麻省理工时,有一项是让申请者描述一次处理失败或者困难的经历。设这一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申请者坦言自己的失败,进而使之显得不那么好,而是为了考察他有多强的能力,去克服困难,从失败中学习并且由此变得更加有力量。


在美国,有句流行语:没能杀死你的,只能使你变得更强壮。失败不是一个“如果”,而是一个“时机”。一个人怎样面对失败,并从其中获得成长,比起他对待成功,更能说明问题。在台湾,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困境,或者需要提高逆商的孩子:草莓族——外表看来,他们有一连串的成绩,大脑充满了知识,但是一点点的压力,就会把他们压垮。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看到出租车司机、单亲或者出自贫穷之家的孩子在生活中比富裕孩子表现的更好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很多机会去提高他们的逆商。


打牌的比喻雨凯文的成长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公平的事时有发生。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应对此类境况,比教给他们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一位演讲者曾经和我们分享过一个类比,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明白了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处境,而我们继续用这个类比鼓励其他人要“打好我们的牌”。他说,生活就像打牌游戏。在人生的终点,我们如何评价自己,不是靠我们拿到哪种牌,因为没有人控制得了我们拿到哪种牌。我们被人评价的基础,其实是我们如何打好自己手里的牌。拿一手好牌的人自然被期许,要比拿一手差牌的人赢得更大把的筹码。每个人都被人期许着,要用他手里的牌打出最好的结果来。

我儿子凯文把这一课记在心里,学得很好。刚开始,我们的孩子在本土学校读书,他们有许多来自邻近地区的讲英语的朋友。


有一次,凯文需要搭车去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教会青年小组活动,我和邻居约好,让他搭他们的车,和邻近地区的其他朋友一起去。路上发生的一件事让凯文心烦意乱。同车的孩子问他在什么学校上学,他就把学校的名字告诉他们。显然,其他人上的都是国际学校,领头的上的是北京最精英的国际学校。他们全都取笑凯文,还把他推进车的行李箱坐了一路。凯文告诉我,最让他伤心的是:一个他认为是好朋友的女孩不仅不帮她说话,反而加入这场哄笑。他由于遭到背叛哭了起来。作为父母,我们告诉他应对这种不公平偏见(国际学校的学生看不起本土学校的学生)的办法。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他思考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几年后,凯文进入国际学校,并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人之一。许多人羡慕凯文吉他弹唱的技巧,想成为他的朋友。与此同时,凯文和那些不受欢迎、似乎也没有什么特长的人也成了好朋友。我注意到他在选择朋友时很慎重。


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你选择和我们这样的‘失败者’交往?”他回答说:“谁说你们是失败者?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凯文告诉我,这三四个朋友会为他做任何事,而他真的很感激他们的忠诚。他觉得,观察了每个人之后,他们是最不可能在身处困境的时候背弃他的人。


当年的事让他认识到,朋友身上什么品质对他是最重要的。在学期结束时,凯文和他的一位朋友合作了一首歌,并在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面前演唱,让人印象深刻。我看着这些所谓“失败者”朋友如花般盛开,他们的友谊也随之盛开。这些朋友比兄弟还亲密,我为凯文深感自豪。吉普车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痛苦。



附:凯文的一篇博客

本周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不总是有一手好牌,最要紧的也不是你的牌有多好,而是你如何打好这局牌。


本学期,看起来我拿到的牌没去年好。好像所有的好老师都被解雇了,取而代之的是不那么好的老师。就拿我的数学和地理老师来说吧。我去年的数学老师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总能找到办法调动起全班同学的兴趣,抓住每个人的注意力。他聪明、幽默,各方面都很好。而我的地理老师是一个风趣的人,她教给我们很多有趣的东西,而且对每个人都很和蔼。

相反,我现在的数学老师总是照本宣科,而我的地理老师,只会用一个语调讲话,即使有人站起来跳舞,她都不会注意。

我努力上好这些课,但却遇到许多麻烦,因为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意识到,上帝给了我一手差一点的牌,要看我怎样处理。你明白,假如你拿到一手好牌,你就会被期许把牌打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手好牌。而现在一手差牌,如果你能把它打好,就比打好一手好牌显得有价值得多。这就像解决一道数学题。如果你拿到一道容易的题,别人就希望你做对它。但如果你拿到了一道非常难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假如你正确地解决了它,你从这道难题里所得的,比你从容易的题里所得的要多。

于是,我改变了上数学课的动机,而当有新东西要学,还有学它的动力时,世界看上去好多了,令人兴奋。毕竟,我们作为人类,仰仗学习新东西以生存。只要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万物总是一个样,没有新东西要学习,没有新东西要教。假如我们在像那样的世界生活,那我们生存的动力也就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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